理论| 21世纪美国二战题材电视剧的叙事风格与文化症候_

内容摘要：

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监制的系列电视剧“二战三部曲”（《兄弟连》《太平洋战争》《空战群英》）作为21世纪美国二战题材电视剧的代表范本，以纪实美学、微观叙事与技术奇观重构民众的二战记忆，通过对过往历史的回溯，映射了当下美国社会政治变迁。在“技”的层面，创作者凭借“重工业”级别的制作水平，不断刷新战争题材剧的感官体验；在“道”的层面，尽管在不同年代有微妙调整，其核心内涵仍受限于美国本位，在还原历史细节和个人感受的同时，以隐蔽的方式维系美国扮演世界和平拯救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自我想象。本文刊发于《中国电视》2025年第7期。

文丨陆嘉宁 吴明昊

责编丨一申

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此时回顾全球不同国家拍摄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简称“二战题材”）电视剧别具意义。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之一，在战后拍摄的二战题材电影可谓汗牛充栋，但在电视剧行业，受限于资源和制作体制，直接展现二战战斗场景的鸿篇巨制极为稀少，偶尔出现的几部是集合了顶级资源的精品。由知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Allan Spielberg）和演员兼导演汤姆·汉克斯（Tom Hanks）联合监制、安培林娱乐公司（Amblin Entertainment）制作的“二战三部曲”——《兄弟连》（Band of Brothers，2001年）、《太平洋战争》（The Pacific，2010年）与《空战群英》（Masters of the Air，2024年）堪称21世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二战题材电视剧作品。通过该系列作品，能够一窥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对于二战的想象与集体记忆。

“二战三部曲”均改编自纪实文学，在叙事视角上构成了互补与照应：首部《兄弟连》以101空降师506团E连为群像原型，展开二战期间西欧战场的地面作战叙事；《太平洋战争》呈现海军陆战队成员在美日岛屿争夺战中的生理极限与心灵危机；《空战群英》以美军第100轰炸机大队的战略轰炸和飞行员被俘剧情，补全了二战叙事中的空军内容和战俘营内容。这三部电视剧以堪称“重工业大片”①的战争视觉奇观震撼观众，又以基于真实原型的战士个体视角唤起观众的广泛共情，在历史余烬中寻找人性微光，在时间褶皱里培育集体记忆。

享誉世界的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以精准的视听语言、娴熟的叙事技巧和浓烈的情感表达见长，他与身兼明星演员、知名监制等多重身份的汤姆·汉克斯共同担任这三部剧的监制，延续并拓展了两人合作的经典电影《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年）所开创的战争叙事路径，兼顾现实主义战争观②（意识到战争在特定历史时刻的必要性）与人道主义立场（关注个体体验与切身感受），并通过斯皮尔伯格主导下的安培林娱乐公司的工业化制作体系，将电影级的制作标准引入电视剧创作领域，打造出美剧产业体系中为数不多的战争历史巨制。在创作的具体环节中，创作者们注重细节考据与历史还原，结合高科技特效，最大限度实现对战争的真实表现；借助电视剧的长篇幅叙事优势，系统构建了二战期间美军在欧洲与太平洋战场作战的立体图景。“二战三部曲”的影像呈现与斯皮尔伯格的作者风格形成互文关系，在21世纪以来不同时间点及不同社会语境下重构美国的二战记忆。“二战三部曲”对过往历史的回溯映射了当下美国社会政治变迁，提供了虚构影视文本参与集体记忆建构的新范式——既构成对二战记忆的档案式保存，又成为当代美国文化生态的症候性样本。

“伟大的一代”（The Great Generation）是战后美国社会对二战老兵的尊称，这称谓延续至今，旨在赞扬这代人在危机时刻展现出的勇气、坚韧、团结与牺牲精神。这一称谓也彰显了带有集体记忆印记的代际身份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使美国站在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后又使它处于军事防御的地位时，战争片成为集体统一和一个理想社会永存价值的电影赞歌。”③经典好莱坞战争类型影视剧通过对“战斗集体”的仪式化展演，将历史经验加工为可供消费的文化符号，并持续作用于意识形态领域。

就美国电视剧产业而言，二战题材作品稀缺的状况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决定的。一是战争题材电视剧制作成本高昂，精确复原历史场景、复杂的战争大场面调度和海量数字特效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二是战争题材创作由于众所周知的既定历史事实，大情节线方面难有悬念，较难凭借情节新鲜感维系观众黏性。斯皮尔伯格能够打造二战题材电视剧系列，全凭他个人长期以来在好莱坞积累的声誉及其背后雄厚的资本力量。“二战三部曲”作为美国二战题材电视剧的代表作，在继承美国好莱坞战争大片范式的同时，利用电视剧的长篇叙事优势，将叙事焦点从代表历史进程的超凡战斗英雄转向散点叙事中的众多个体人物，实现了对二战历史记忆的当代重构，与美国21世纪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决策及国家政策影响下的民意息息相关。

（二）

《兄弟连》（共10集，每集70分钟）描绘了美国二战王牌部队之一101空降师506团E连（Easy Company）从登陆诺曼底到攻陷希特勒私人堡垒“鹰巢”的局部作战史。平原作战攻城掠地带来的成就感足以抵消战争伤亡的阴影，该剧堪称“伟大的一代”英雄主义叙事典型。《兄弟连》制作于世纪之交，恰逢美国“新经济”繁荣期，克林顿政府时期的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达到顶峰。在此背景下，《兄弟连》通过英雄主义叙事，重述“伟大的一代”的团结与牺牲精神，充满自豪感地回望历史，与当时美国社会昂扬自信、傲视全球的整体气氛互为表里。这一时期美国二战题材影视剧的繁荣，为冷战终结后的美国霸权增添了文化注脚。该剧于2001年9月9日首播，机缘巧合，这与两天后发生的“9·11”事件形成了历史性互文——当恐怖袭击摧毁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后，剧中描绘的“团结抗敌”叙事迅速转化为民族动员的精神仪式。此阶段的美国二战题材电影以《拯救大兵瑞恩》（Saving Private Ryan，1998年）、《珍珠港》（Pearl Harbor，2001年）为代表，它们同样以英雄主义精神为主导。电视剧《兄弟连》和这两部电影一道，成为当时美国影视产业文化输出的重要载体。

相比《兄弟连》中的昂扬情绪，约十年后播出的《太平洋战争》（共10集，每集50分钟）中充溢着存在主义迷思。该剧打破了传统战争剧的线性脉络，以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取代以事件为中心的叙事方式——聚焦于海军陆战队士兵个体在太平洋岛屿战场上的个人化感受。该剧于2010年播出，彼时美国正深陷阿富汗战争（2001—2021年）与伊拉克战争（2003—2011年）的泥潭。这两场战争旷日持久、军心疲惫，全社会各阶层民众对战争合法性的质疑情绪高涨。在该剧中，军人作战的成就感被倦怠感、虚无感压倒，与当时现实中美国大兵的“持久自由军事行动”④的疲劳状态形成跨时空共振。创作者刻意消解了常规战争题材影视剧必备的“胜利叙事”框架，用军人们在荒凉岛屿厮杀的虚无感反讽小布什政府宣扬的全球反恐战争话语，呼应了此阶段美国社会对军事冒险主义的集体反思。2010年前后的美国电影同样热衷于拍摄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题材，聚焦于战争创伤体验，以奥斯卡最佳影片《拆弹部队》（The Hurt Locker，2008年）为先声，后续又有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Billy Lynn’s Long Halftime Walk，2016年）讽刺美国战争政策。此时期的二战题材电影并不多，较为突出的《血战钢锯岭》（Hacksaw Ridge，2016年）直接以一位不肯在战场上杀人的和平主义者作为主人公。对比看来，电视剧《太平洋战争》更像是借二战内容讽喻时局之作。

“二战三部曲”中的最新篇《空战群英》（共9集，每集60分钟）于2024年在流媒体平台Apple TV+上线，号称美剧史上的“最贵战争剧”。《空战群英》以美军第八航空队第100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为主角，构建了由工具理性主导的战场图景，战争被具象化为个体精英所面临的技术挑战与心理考验。该剧诞生于反全球化浪潮与政治极化加剧的时代语境下——美国国内政治阵营严重撕裂，民粹主义复兴。该剧通过剖析“战争即工作”的职业军人精神，揭示现代个体在技术系统内部既是风险制造者又是压力承受者的双重困境。当主人公们执行高风险的战略轰炸任务（有时不得不伤及非战斗群体聚集的居民区）时，他们同时扮演着战争机器的运行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与技术文明时代的个体生存焦虑相呼应。无独有偶，比该剧早一年问世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奥本海默》（Oppenheimer，2023年）也传达了类似的主题，质疑在战争技术推动下，工具理性对人性的戕害。

（三）

“二战三部曲”与美国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其展现的不仅是二战的历史故事，更是美国社会对战争记忆的不断重塑。现实主义战争观支配着美国影视剧的主题表达。作为军事伦理中的主流战争观之一，现实主义战争观强调战争作为手段的必要性，淡化正义阵营与非正义阵营之间的区分，强调在战场环境中抛开文明社会中的常规道德观念是必要的，亦不必对国家立场和战争正义做道德化的判断。这套战争观与美式个人主义价值观相糅合，导致在美国影视剧叙事中，战斗人员将精神寄托在完成当下任务的成就感以及对战斗小团体的忠诚与依赖上，作品遂对战友情义极尽渲染。战斗集体成员之间同生共死的真挚感情常常超越更宏大的爱国情感，成为人物战斗的目的，这可以理解为由美式个人主义发展而来的小团体情结，它强调对小队的忠诚、淡化对国家的信仰。此叙事模式便于通过真挚的私人情感唤起和平环境中的观众的认同，抵消意识形态说教的僵化印象，为民众提供聊以慰藉的情感依托，最终经由近乎完美的小集体来确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优越性，以隐蔽的方式强化社群集体认同。

“二战三部曲”分别聚焦于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空军，从不同军（兵）种的视角呈现战争体验。战场空间不同，其负载的神话意义也不同（详见表1）。战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叙事节奏和意义内核，从“光明的胜利”转向“孤立的生存”，再到“技术的困境”，“二战三部曲”体现了美国创作者对二战记忆的几度重构，见证了战争叙事作为文化仪式的变迁过程。

● 表1 “二战三部曲”中的军种、战场典型空间与主题表达

（一）

《兄弟连》通过开阔的战场空间与集体行动，讲述反法西斯正义阵营势不可挡的神话。以历史节点和地理坐标为叙事轴线，在法国乡野—荷兰城镇—比利时森林—德国本土的空间位移中，实现了从小型突袭战斗到大型解放战役的叙事升级。每一场战事的空间布局都是对团队成员的严峻考验，角色们或在开阔地带冲锋，心怀直面死亡的勇气；或冒险伏击坦克，以肉身对抗钢铁；或在复杂的城市巷战中互相配合、团结协作，战友之间百分之百的信任与默契感人至深。

该剧借极端的自然环境凸显了“伟大的一代”之坚韧意志和牺牲精神。在巴斯通防御战中，E连孤军作战，与德军在冰天雪地的森林中对峙，作品通过士兵忍受严寒时迫近人类生理极限的痛苦，衬托英雄人物坚定的战斗意志。而德军形象常以大雾中的模糊轮廓被呈现，强化“他者”属性，渲染肃杀气氛。

在E连解放德国达豪集中营的段落中，镜头扫过狭窄逼仄的囚舍、堆积如山的犹太人尸体、瘦骨嶙峋的幸存者，强调纳粹惨绝人寰行迹的同时，也强化了美军作为“拯救者”的自我想象。E连小团体群像中，包含一名犹太裔士兵李格特，他在美国种族熔炉中感受到同袍的温暖，在这一集中他目睹了犹太同胞在德国遭遇的反人类暴行，此视角别具意义。上述空间编码策略既符合军事史实，又通过将二战欧洲战场凝缩为光明正义阵营对战黑暗邪恶阵营的二元对立神话，凸显主人公和战斗集体作为美国价值观代言者的正义性。

（二）

电视剧《太平洋战争》中的太平洋战场在地理特征方面与《兄弟连》中的欧洲战场判然有别，军人作战空间多为偏远的热带岛屿，如瓜达尔卡纳尔岛、贝里琉岛、硫磺岛、冲绳岛等。与欧洲的广阔平原不同，岛屿空间被茫茫海洋隔绝更显封闭，岛上居民稀少，仅具有军事战略意义。一方面，这些岛屿地处热带，天气极端，连绵暴雨与炙热骄阳交替肆虐，气候作为一种“角色”，常常成为士兵避无可避的“对手”，为其增添心理压力和身心困扰；另一方面，砂石遍地的滩头与瘴气弥漫的丛林成为主人公的生存环境。身处荒无人烟的地理景观之中，其参与的军事行动便不再具有攻城略地的征服快感与成就感。战略目标的虚无呼应着混乱中敌我难分、时不时误伤同袍的荒诞悲剧；嘈杂的雷雨令人心烦意乱；崎岖地形遮蔽视线，日军又惯用夜间突袭战术，美国大兵们必须时刻保持神经高度紧绷，风声鹤唳之下个个如惊弓之鸟，并没有英雄气概可言。

岛屿战场以烈日、砂石、雨水、泥浆和蛆虫为典型视觉符码，诱发观众的生理反感，从而切身体验士兵的厌战情绪。士兵驻扎在遍地残骸、寸草不生的荒野中，在浸泡着尸体的泥水中艰难跋涉，特写镜头详尽展现了因士兵军服和鞋袜长期潮湿不干导致皮肤病肆虐的惨状。这些细节都符合历史记载，太平洋战场的残酷消耗战确实让军人死亡率明显高于欧洲战场。驻防周期的漫长、密闭空间中的百无聊赖以及后勤保障的长期匮乏，使得“活下去”成了角色的核心目标。主人公对于宏大的国族胜利已然麻木，正义与伟大的口号是那么遥远，早日从此时此地的痛苦中解脱才是士兵们的心声。主人公生理与心理层面的极致疲惫被具象地呈现在荧屏上，该剧凸显出战场是吞噬人性的泥潭而非英雄展示能力的舞台这一基本判断。

（三）

空军题材影视剧往往将重点放在对专业主义精神的赞美上，关注飞机驾驶员职责带来的压力、工具理性对感性生活的侵蚀等议题。正如法国学者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在《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中所言：“轰炸机的密封驾驶舱已然变为极大程度地把感性生活隔绝在外的合成器……科技所制造的孤立效果是如此地有害于心理，而持续的时间又是如此漫长。”⑤在《空战群英》中，高空轰炸任务是贯穿全剧的情节主线，在B—17轰炸机的密闭座舱内，每个机组成员都有具体分工和固定位置，彼此间的交流有限，虽然颇有默契，但轰炸机组较《兄弟连》中的陆军小队仍显得较为疏离沉默，人们精神紧张，无心玩笑。在这部剧中，战斗成败依赖飞行员们各自进行的飞行操作，无线电通信方式和航空专用术语大大削弱了人与人语言交流中的情感成分和情绪色彩，个人的责任消融在抽象技术知识的权威中，士兵被异化为战争机器的碳基组件。

该剧中的战场被呈现为技术化战争中的冰冷空间，而任务之后供士兵们休憩取乐的小酒馆则成为逃避和疗愈的场所，飞行员们总是在这里享受娱乐派对、演奏爵士乐、啜饮美酒，醉生梦死的狂欢与九死一生的空战形成鲜明对比，消解了“伟大的一代”艰苦卓绝的受难英雄形象。王牌飞行员俱乐部中弥漫着精英主义氛围，职业优越感成为个人的精神皈依。然而即便如此，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氛围中，人物内心的空虚感仍难以填补，创作者通过大量的状态戏和特写镜头渲染他们的主观体验。

在该剧后半程剧情中，几位飞行员主人公在空战中被迫跳伞，被俘后被关入了德国战俘营。如同折翼的鸟儿被囚禁在牢笼中，他们不得不忍受一落千丈的生活条件和无处不在的监视。机舱是精密操作和计量的战斗环境，而战俘营则是无法预测的高风险环境，但无论在哪里，角色都“被困在系统里”，这是令当下互联网社会中的观众感同身受的现代性困境。

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始终面临着如何平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创作矛盾，斯皮尔伯格在其影视创作生涯中对于历史题材的把控游刃有余，留下了《辛德勒名单》（Schindler’s List，1993年）、《战马》（War Horse，2011年）、《间谍之桥》（Bridge of Spies，2015年）等名作。“二战三部曲”择取二战纪实文学中的典型情境，塑造了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军人形象，通过个体的成长轨迹和生命经验管窥整体战争进程，以小见大，既勾勒出起伏跌宕的战争历史，又让观众代入角色的微观视角，借军人们的个人体验，传递特定的思想倾向。

（一）

《兄弟连》通过群像叙事展现多样、复杂的军人形象，呈现美国社会的横截面，用英雄主义诠释美利坚民族精神，“由不同的种族和社会阶级组成的团队模仿着美国文化的大熔炉理念”。⑥E连战斗小队中既有哈佛高才生、南方农民，也有犹太裔德语翻译，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和阶层，背景差别甚大，性格、信仰和价值观各异，但通过在战争危机中一致对外、同生共死的经历，团队内部差异和矛盾逐渐消弭，成员们融合为一个紧密团结的战斗集体。作品开头便展现了士兵们在新兵训练营中经历的残酷军训，训练的目的不仅是锻炼士兵们的体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要让新兵学会无条件服从命令、认同军队指挥体系的权威，保证上传下达的效率。在此阶段，新兵们还处于适应状态，对战场究竟如何十分懵懂。

连长理查德·温特斯作为E连的灵魂人物，是本剧群像中的核心，温特斯温和中透着威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非常关怀战友，起初甚至因为不饮酒和斯文气质被质疑为抵制杀戮的贵格教徒，⑦小队成员担心他无法真正领导作战。然而，温特斯在战斗中证明了自己具备指挥官所需的冷静与智慧，以战而能胜又不失人情味的风采，赢得了大家的信赖和敬重。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突袭行动中，温特斯凭借果断的决策和精准的战术指挥，带领寥寥几位士兵奇袭敌军，最终以少胜多，成功端掉了德军四门火炮，这一剧情充分展现了角色的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在与德军对峙时，温特斯把握战机率先发起冲锋，身先士卒、以命相搏换来胜利，己方几乎没有折损。更可贵的是，温特斯头脑清醒不愚忠，当他面对上级不合理的任务安排——小队被命令渡河擒获俘虏时，巧妙转圜、阳奉阴违，最大限度保全了弟兄们的性命，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

除温特斯之外，《兄弟连》还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小队成员：冒进刺头“坏小子”葛纳瑞、骁勇善战的“大牛”兰德尔曼、沉稳尽职的尼克森、冷酷勇猛的斯皮尔斯、过度紧张的布洛伊、贪生怕死的戴克等。作品聚焦鲜活个体在战场上的表现和成长，细腻描摹军人之间的友情——他们更像是为了保护身边的朋友而战斗，鲜少为宏大战局摇旗呐喊，反而更能让观众感动与铭记。

剧中军医角色尤金·罗伊的故事线提供了部队中非战斗人员的视角。在巴斯通战役中，气候极端恶劣，尤金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抢救战友。他一度不愿意对战友们直呼其名，恐惧与他们建立情感联结后又面临死别，不敢想象那种残酷和悲伤。抢救战友时，即便无力回天，他也努力到最后一刻，为没能挽救生命而自责不已。军队作为暴力使命执行者的属性与医者救死扶伤的职业伦理之间存在裂隙，军医视角能够引导观众深入体验人们在战争中面临的人道主义困境。

在对敌人形象的呈现方面，《兄弟连》体现了典型的美式战争叙事价值观表达策略：将宏观的现实主义冷峻立场与微观的人道主义温情相结合。美军对德国国防军（非纳粹军队）抱持同为职业军人的基本尊重，无关对手所在阵营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故《兄弟连》的点题结语反而出自德国军人之口。在投降仪式上，德国将军对下属训话，E连的犹太裔士兵李格特负责翻译（许多从德国逃至美国的犹太移民精通德语）：“这是一场漫长的战争，也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你们英勇并骄傲地为祖国作战。你们是不平凡的一群，彼此紧密相连，这样的友谊只存在于战斗中。你们像兄弟一样，在散兵坑里并肩作战，在最需要的时刻彼此扶持。你们一起看过死亡，一起忍受了磨难。我很骄傲能和你们并肩作战，你们有权享受长寿、快乐的平静生活。”作品用视听语言暗示观众，德国职业军人的演说说到了E连人的心坎里，镜头在美国士兵与德国士兵之间平行切换，美德士兵的眼神、姿态并无差别，因国族利益等现实原因而敌对的群体之间，其实共享着同等性质的爱国情感和忠诚意识，在战争结束、和平降临之际，双方跨越国籍和种族，达成了职业军人之间的互相理解。

（二）

与《兄弟连》的英雄叙事不同，《太平洋战争》解构了常规战争叙事中的英雄情怀，不吝刻画个体在战争中的迷茫与困惑，深入探讨了战争机器对士兵内心世界的不可逆影响。该剧主要角色并非无坚不摧的英雄，而是被战争摧残至崩溃边缘的普通人，剧中用大量细节提醒观众，战争的代价不仅是生命的消逝，更是对主体精神结构的永久性破坏。

主角尤金·斯莱吉的心理嬗变颇具典型性。他原本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对战争充满理想化想象的年轻人，参军之初的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刚抵达战场时，斯莱吉在军服里穿了整洁的白衬衫，英姿飒爽；随着深入太平洋战场，他的野战服沾染了泥迹，面容被血污覆盖，外在造型变化象征着他内心逐渐布满疮痍，因痛苦而麻木。在最惨烈的冲绳战役中，斯莱吉陷入非理性的杀戮亢奋之中，扬言要杀光所有日本人。幸好他的纯良本性尚存，当一位冲绳平民伤者乞求速死解脱时，斯莱吉选择将她挽在怀中，以人性化的临终关怀完成生命送别，那一刻斯莱吉的同理心与人性终于复归。斯莱吉的父亲经历过上一次大战，曾在儿子出征前告诉他，幸存士兵最难治愈的不是身体的创伤，而是破碎的心灵，而斯莱吉用亲身经历印证了这一点：战争结束后，斯莱吉回到家中，他没能迅速融入国内的和平生活，反而更加无所适从，时常被噩梦困扰、不愿再穿上军服。去参加街区舞会联谊时，他想起了未能归来的战友们；和父亲去打猎时，他摸到久违的枪支，突然情绪爆发、失声痛哭，这些反应是战争创伤应激症候群（PTSD）的典型表现。该剧结尾处，斯莱吉独自一人在田野漫步，对着阳光端详刚摘下的小雏菊，此抒情镜头是对于观众的安慰，暗示主人公对生命美感的体悟能力开始复苏，而战争创伤的彻底疗愈仍需时光沉淀。

与斯莱吉悲观压抑的战争体验相对应，另一位角色约翰·巴西隆的经历貌似更符合传统战争英雄故事线，然而作品展现了英雄荣耀表象之下的另一面。巴西隆在瓜岛战役中凭借个人英勇表现赢得了荣誉勋章，获得了相当于休假福利的政治任务——回国推销战争债券。他由此成了媒体和大众追捧的“万人迷”。然而，回国后的巴西隆同样无法适应和平生活，在跟人打高尔夫时，他脑海中浮现出战争场面，击球声在他听来幻化成了炮火声。巴西隆是一名尽职的军人，对军人天职的执念驱使其重返新兵训练营，他在这里获得了浪漫的爱情。然而好景不长，此时的两情相悦有多浪漫，彼时的牺牲就有多残酷，爱情叙事是在为最终的悲剧作铺垫，青年男女美好的人生理想将在战火中灰飞烟灭。硫磺岛战役成了巴西隆的生命绝唱，作品用升格镜头呈现他中弹倒下的瞬间，衔接逐渐升高的俯视镜头，构成极具反讽张力的视觉修辞——有血有肉的英雄被物化为战术沙盘上的渺小质点，凸显出战争对个体生命的漠视：战场如同巨型绞肉机，无论多么优秀的军人，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牺牲品。

在瓜岛战役中，疾病和饥饿是最难对付的敌人；在贝里琉岛战役中，旷日持久的战斗令人神志麻木，连长阵亡后，士兵们自发站在两侧为其送行，随即又投入战斗之中，无暇悲伤；冲绳岛号称“整座岛都是坟墓”……在本剧中的太平洋战场上，一座座孤岛是带有存在主义荒诞意味的“地狱”，军人们好比加缪笔下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在塑造反派形象时，该剧将日军呈现为野蛮人兼愚忠的殉道者——仿佛是毫无人性的怪物，做毫无意义的负隅顽抗，用血肉之躯冲锋，最终化作机关枪下堆积如山的尸体。他们既不在乎自身的生命，又不尊重他人的生命。面对这样的“无脑”敌人，太平洋战争只是国家的伟大胜利，对于个人而言，这场战争如同梦魇。

（三）

《空战群英》取材于盟军对纳粹德国及其占领区进行的“欧洲战区战略轰炸”——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空战行动之一。剧中美国飞行员驾驶的B—17“飞行堡垒”是当时最先进的重型轰炸机，能够在高空执行精确轰炸任务，美军的“精准打击”战略与英国皇家空军粗疏的无差别轰炸策略形成对比，背后是价值观冲突——美军显然更顾及人道主义，不愿盲目制造平民伤亡。该剧在塑造飞行员群体时，将重点放在现代战争的技术门槛与精英情结上。

技术重构了人们对战争的感知维度，“快发武器取代了多样化的个人用武器。系统化的肉身与肉身的对搏、身体性的对峙，都被终结了，让位于远距离的屠杀，此际敌人是根本或几乎看不见的，只有射击的火光标志着他的在场”。⑧这种以技术为中介的战争体验，既消解了杀戮的血腥实感，又制造出新的伦理困境。剧中主人公在面对轰炸德国铁路工人居住区任务时，陷入了道德悖论——大规模杀伤敌军铁路工人，能够让德军铁路运输瘫痪，无人维修，是应对纳粹战争机器的“必要之恶”，但轰炸区域的教堂又提醒着主人公：杀戮就是杀戮。

该剧以双男主作为人物关系主轴，盖尔·克莱文和约翰·伊根至交好友，前者斯文持重，后者浪荡不羁，两人飞行技能不相上下，彼此欣赏扶持，共同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剧中空军飞行员的价值感似乎建立在精准完成任务的工具理性之上，而非源于真诚的爱国主义和自由意志，这种内在伦理矛盾在空战环境中被进一步放大——上级决策始终围绕着战略全局，并不在乎个体士兵的生死，飞行员被当作“耗材”。身处瞬息定生死的极端环境中，飞行员的存活率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技术，很多时候是概率和运气在发挥作用。《空战群英》竭力展现人力资源的缺乏和死亡的无常，即使明知任务缺乏胜算，克莱文和伊根们也无法违抗军令，只能私下抱怨，在完成任务之后用狂欢麻痹倦怠感，盼望自己达到军方规定的飞行次数上限——尽罢职责，光荣退役。然而，飞行上限却不断提升。此类情节化用了战争文学名著《二十二条军规》中的黑色幽默，消解了英雄主义。空军高层奉行的“人海战术”以飞行员大规模牺牲为代价，直到美国研发的新型战机P—51投入使用，才避免了盲目的牺牲，最终扭转战局依靠的是技术进步，这让此前个体飞行员的舍生赴死显得有些荒诞。如果新机型早点被研发出来，那些年轻的生命本可以被挽救。

技术异化的另一种表现是对个人生理机能的最大限度征用。导航员克罗斯比的故事线围绕其职业责任感及超乎寻常的高强度工作展开。克罗斯比接受命令，为全大队制定诺曼底登陆飞行路线。他连续72小时超负荷工作，精神高度紧张，最终因神经崩溃昏迷三日，戏剧性地缺席了靠其精密计算才得以实现的“伟大时刻”。此类情节构成了对技术理性的反讽：似乎不是人类在掌握技术，而是技术奴役了人类。

《空战群英》从种族角度对美国当下身份政治斗争有所回应——这是前两部作品鲜少触及的内容。在战俘营中，德国看守要求美军军官列出犹太战俘名单，美国军官坚定回应“我们这里只有美国人”，将多元种族群体统摄于美利坚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下，凸显政治正确。另一处涉及种族的情节是对美国非裔飞行员的符号化征用。二战时期，美国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纳粹军官试图劝降被俘的非裔飞行员，用离间的口吻谈及非裔人种在美国遭遇的不平等待遇，此时非裔飞行员坚守对美国的国族认同，发表了一番“我的国家并不完美，但我们正在让它变得更好”的改良主义宣言，承认祖国制度缺陷，坚信渐进式变革。故事设计白人与非裔军人放下隔阂、共同策划越狱，以战友情谊弥合种族裂痕。此类表达在触碰种族议题方面有建设性，却因篇幅有限而流于表面。

在该剧结尾，战争接近尾声，飞行员们接到的新任务不再是杀戮，而是给刚刚获得解放的荷兰平民投掷物资。地面挥舞的手臂与欢呼声是对主人公们的安慰和疗愈，故事在平民、飞行员与观众间建构了基于和平与人道主义理想的情感联结。而那些湮灭在轰炸中的德国平民，则永远凝固为战略报告里的冰冷数字，被解释为与纳粹为伍的报应与代价。

同一主创班底打造的“二战三部曲”，保持了斯皮尔伯格一以贯之的战争纪实风格，为观众提供沉浸式体验，电影的纪实本性与制造奇观的“造梦”属性并不是全然矛盾对立的，奇观只有让观众信其为真，才能产生预期效果，催化认同与感动。在纪实方面，“二战三部曲”始终对历史细节精益求精，作品中大量使用手持摄影、低饱和度色彩，通过伪纪录片式的呼吸感抖动画面，营造临场氛围；用动态环绕声打造子弹贴耳飞过的幻觉，用具身化的视听策略，将观众转化为战壕中的“在场者”，让他们切身感受战争的紧张与恐惧。为了提醒观众该剧故事来自现实原型，三部曲均在片尾加入人物原型的影像与文字说明，搜寻幸存者记忆裂隙中的真实，形成虚构和真实的连接。

同时，三部电视剧亦各有探索，展现出差异化的美学追求。《兄弟连》确立了战争故事的写实范式，《太平洋战争》拓展了心理表现维度，《空战群英》探索了科技手段对人性的形塑作用。该系列作品通过对视听手段的极致运用，将荧屏战争体验全面升级，但感官刺激能否升华为对现代性暴力的叩问，仍是战争题材影视作品难以规避的悖论。

（一）

《兄弟连》通过嵌入史料强化写实感，在每集开头引入一段对二战老兵的访谈实录，为荧屏上的历史再现提供现实中的微观视角，与虚构叙事形成呼应，提升了情节的可信度和情绪穿透力。制作团队聘请军事历史学家作为顾问，确保武器和作战细节符合战场原貌。在影像修辞层面，《兄弟连》展现出教科书级的场面调度技巧，保证了强烈而饱满的视听刺激。例如，巴斯通战役以冷色调构建极寒环境，以零星暖色光源（战壕中的火光）反衬士兵的孤立处境，用炮弹爆炸后音效的短暂消失，模拟士兵短暂耳鸣；夜战场景通过硝烟遮蔽视野，用爆炸闪光制造压迫感，人物视觉受限的体验被准确传达给观众。

（二）

《太平洋战争》运用主观性更强、更具风格化的视听语言构建士兵们在战场上感受到的心理现实，将物理战场转化为具象化的心灵炼狱图景。在视觉层面，热带岛屿的高饱和色调随战役进程层层褪色——从主人公最初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看到的明艳绿意，转变为贝里琉岛岩滩刺目的黄褐色眩光，最终变成硫磺岛火山的黑灰死寂，通过环境色彩映衬角色身心状态变化——从兴奋到疲惫、从清醒到崩溃的噩梦般的过程。在构图方面，摄影师用狭窄画框挤压角色所处空间，用失焦镜头模仿人物意识模糊的状态，让人物的战争应激创伤获得直观的视觉呈现。在听觉层面，战场音效时常被降到最低，以抽离环境音的真空般的寂静替代嘈杂，人物头脑一片空白之际的无声与知觉恢复后巨大的枪炮声对比鲜明，让观众产生惊悚感。

（三）

《空战群英》致力打造技术型战斗的冷峻质感，制作团队对B—17轰炸机的机械系统进行技术复现，还原飞行员群体将飞行器作为人类“体外器官”的特殊知觉状态，如仪表盘上跳动的数据参数、氧气面罩下的呼吸节律、机炮震动时的颠簸感……在声音设计方面，多声道系统模拟出的空间音效让人身临其境，酷似高端电子游戏产品的知觉效果，当轰炸编队遭遇高射炮和敌机围攻时，观众获得了一种类似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体感反馈。这种技术赋能的知觉效果革新，大大提升了小屏终端的视听表现力，战争剧也能兼具具身共振的电影感、游戏感。

（四）

“二战三部曲”以看似冷静、客观的姿态凝视血腥、残酷的战争场面，但如此精良的视听编码也会产生负面作用——诱导观众对科学技术的盲目崇拜。被景观化之后的战争“是一种训练场，负责制造一种关于冒死决斗之道的盲从的一统性，教导大众学会如何控制他们并不理解的恐惧”。⑨“伪纪实”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将复杂的战争伦理简化，用感官刺激取代批判性思考，用视觉震撼替代历史反思。

“二战三部曲”中的技术奇观客观上造成了对观众视野的双重遮蔽：一方面模糊了战争体验的不可再现性；另一方面，将战争本质（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毁灭）抽象为审美对象，超真实暴力美学在激发观众生理性战栗的同时，也导致其精神异化。在战争影像的表意系统中，对杀伤性武器威力的大肆炫耀、对血肉横飞场面的猎奇性描摹如同广告，通过技术赋魅将战争暴力转化为可重复生产和消费的感官娱乐产品，压缩为奇观影像数据库中的一套“数据模块”。

斯皮尔伯格打造的“二战三部曲”，打上了知名创作者个人IP的烙印，也是21世纪美国社会集体价值观的缩影。该系列作品以现实主义战争观和人道主义立场为经纬，编织了一幅跨越时空的二战全景史诗，融合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壮观的特效场面与情感细腻的个体叙事，在不同时间节点推出，呼应美国民众情绪，将“二战”从书面的历史档案活化为文化再生产的动态场域。

制作精良的“二战三部曲”凭借个体回忆录式的多声部微观视角区别于话语统一的民族主义表达，但实际难以完全跳脱美国中心主义的窠臼，以隐蔽的方式强化了美国扮演世界和平拯救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自我想象，重申了美国在二战后崛起为国际社会强权单极的“历史合法性”。

“我们应当对其（历史影片）主题的选择、时代的选择、制作需求、写作能力、创作者的失误等因素多加留意，因为货真价实的历史其实隐藏在这些地方，而不是影片所呈现给观众的‘过去’。”⑩如今距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刻已然相隔80载，在战后漫长的光阴中，人们对二战的记忆难免被各国政治局势和意识形态风潮所影响，也会被主观的民族情绪浸染，集体记忆左右着不同国家二战题材影视剧作品对历史的描摹和想象，反过来作品又不断加深观众既有的情感记忆。即使来自同一国家、同一班底的创作，也会因社会变迁而处于流变之中。当我们观赏、品鉴各国语境下生产出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作品，从中获取感官享受和娱乐性满足时，也应怀有理性的反思态度，洞悉写实表象之下隐藏的叙事策略，坚定自身的历史定位和文化立场。

（作者陆嘉宁系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吴明昊系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

①近年来，媒体多以“重工业大片”比喻视效技术水准顶尖、耗资巨大、主打视觉奇观的影视作品。

②军事伦理观可大致分为三派：现实主义战争观、正义战争论及和平主义观念。持现实主义战争观者认为，战争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一席之地，战争永远只按照自己的逻辑发生、发展、升级和结束，道德被战争的规律排除在外，道德无法干涉战争。顾智明：《当代外国军事伦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10，第34页。

③[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周传基、周欢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87页、第95页。

④“持久自由军事行动”（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特指“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针对基地组织及其庇护者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采取的军事行动。

⑤⑧⑨[法]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知觉的后勤学》，孟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58页，第216页，第106页。

⑥[美]约翰·贝尔顿：《美国电影美国文化》（第二版），米静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214页。

⑦贵格会（Quakers）是基督教教派之一，以生活简朴和反对暴力著称。

⑩[法]马克·费罗：《电影和历史》，彭姝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第45页。

来源：电视艺术